氣候危機有幾危？
撰文：野花
每逢暑天，網民都會抱怨「閪冧天氣」 ，熱到「地球就快爆」。玩味背後，全球熱化的禍害已迫在眉睫，連香港也不倖免：酷熱季節更長更烈、颱風越來越猛、百年暴洪不再罕有。放眼世界，更發生冰川融化、嚴重乾旱、島國陸沉等難以收拾的影響。我們很可能是仍有餘地扭轉氣候危機的最後一代；而要思索出路，首先要認識問題的規模和本質。
現況：人為熱化是不爭事實
過去200年是人類經濟活動高度工業化的時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推算，這段期間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上升了1.09°C，當中高達1.07°C（98%）由人類活動造成，
而且溫度於過去四個十年連續上升。1850至2010年間，人為碳排放的熱化效應是+1.5°C；若非工業污染和氯氟烴破壞了臭氧層，「無意中」令大氣層降溫，地球早就超出IPCC的全球溫度控制目標。美國太空總署則估計由「前工業時代」至今，人類活動已令大氣層的溫室氣體濃度翻倍，使海水溫度上升和極地冰層融化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下列例子説明全球熱化如何破壞環境，甚至反過來影響人類生活：
珊瑚滅亡
珊瑚承載生命之力堪比熱帶雨林：牠僅覆蓋1%的海底面積，卻容納了25%的海洋物種（包括800種珊瑚、4000種魚類、常見的甲殼及貝類生物、瀕臨絕種的海龜等），
為牠們提供食物、棲息地和產卵地，有數之不盡的海洋生物依賴這些物種作為食糧。珊瑚卻面臨着巨大的人為威脅：海水過熱導致珊瑚白化。若周遭環境及時改善，白化或可逆轉；但當珊瑚長期處於高溫環境，加上水污染、海洋酸化（源自空氣中過多的二氧化碳溶於海中）等影響，牠們便會退化，甚至死亡。2023年持續至今的「第四次大型白化事件」已波及全球84%的珊瑚礁，熱度及規模均是前所未見。
2023年1月至今，美國國家海洋與氣象局（NOAA）的「珊瑚礁警示系統」顯示白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2023年1月至今，美國國家海洋與氣象局（NOAA）的「珊瑚礁警示系統」顯示白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無論是珊瑚礁自身的適應、繁殖和復原能力，抑或靠保育學家培植抗熱、抗病力更強的基因株，都趕不上破壞的速度。現時科學家估計一半的珊瑚礁已陷入永久退化，這不僅對海洋生物多樣性造成骨牌效應，亦直接影響人類社會：全球約600萬名漁民於珊瑚礁群捕魚，當中大多是窮國的小規模漁業，依賴珊瑚魚類為自給糧食和收入來源。同時，珊瑚礁旅遊業的年產值高達360億美元，為附近居民帶來就業機會。經濟活動以外，全球有10億人口居於珊湖礁附近，而珊瑚礁群的物理形狀有助卸走大浪和風暴，保護沿岸地區的民眾和基建免受水災。
生態失衡、食物鏈洗牌
除了破壞棲息地，熱化亦會令不少動物瀕臨滅絕，或逼使牠們遷徙到氣溫較涼的地帶／深水區，擾亂生態系統。2024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的「紅色名錄」列出多達14000種受熱化威脅的物種；牠們受影響的機制，揭示生態平衡的複雜和脆弱性，些微改變看似無傷大雅，卻足以帶來毀滅性後果。
以綠海龜為例，幼龜的性別取決於龜蛋孵化時周遭的沙的溫度。科學家竟在澳洲大堡礁（綠海龜的主要棲息地）發現超過99%的幼龜屬雌性（雌雄比例為116:1），部分氣溫較熱的下蛋點過去20年更只曾孵化雌龜。這代表綠海龜未來很可能無法繼續繁殖。
類似機制亦影響其他物種的性別比例，例如美洲原銀漢魚（inland silverside）會隨着溫度上升而繁殖更多雄性。此物種在淡水區和河口區棲息，位處食物鏈中游，是多種魚類和海鳥的食糧。牠們的數量若減少，會對該生態系統造成連鎖反應。
個別物種的狀況看似距離我們很遠，但牠們的存續同樣會影響人類。例如海洋變暖會令磷蝦和浮游生物（鯨魚的主食）數量驟減，從而危害鯨魚。由於鯨魚體型龐大，牠們能夠貯存大量的碳，避免它進入大氣層、加劇全球熱化。鯨魚數量若減少甚至滅絕，會削弱自然世界消化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加速地球的熱化。另一例子是採花蜜維生的蜜蜂和蝴蝶：牠們被迫向天氣較涼的北方遷徙，導致依賴牠們傳播花粉來繁殖的作物（如可可豆、果仁、部分水果）產量下跌，甚至無法種植。這不僅影響糧食供應，亦直接打擊依賴這些經濟作物（cash crops）的低收入國農民的生計。
未來：氣候韌性面臨衝擊？
氣候變化的特性是時間線長，當下的破壞不會全部轉化為即時影響，卻後勁凌厲。這意味着某程度的熱化趨勢尚未浮現，卻早已成定局。 同時，人類的居住環境、基建乃至政經體系皆是按照既有的需要和已知的風險評估來設計，一下子難以改動來應變新的氣候。眼見人為碳排放未有減慢之勢，世界衞生組織甚至估計2030至2050年間，每年將會有額外25萬人因氣候熱化致死，
主因包括營養不良、瘧疾、腹瀉和熱壓力，實在令人憂慮社會能否有效、公義地應付氣候危機。下文探討兩個會考驗香港社會的氣候韌性的現象：
防災能力成疑
2023年颱風海葵襲港，「500年一遇」暴雨導致北區嚴重水浸、市民涉水返工、清潔工冒險户外工作、雨水倒灌入港鐵站等畫面仍然歷歷在目。2025年8月初，香港的惡劣天氣再破多項紀錄，包括一年內發出最多黑雨警告（4次，全為一週內）、兩次黑雨的最短間距（約4小時）以及八月份單日最高降雨量（逾355.7 毫米）。IPCC警告極端天氣會隨着全球熱化加劇和變得頻繁，就亞熱帶地區的香港而言，熱浪、「長命黑雨」、「五百年一遇」風暴將成為常態。
香港以石屎森林見稱，鋪滿城市的路面和密集建築便利着我們日常的商業和消費活動，卻同時增加城市的氣候脆弱性，造成適應不良（climate maladaptation）。香港的城市環境缺乏外露土壤和可泛洪土地，令降雨在地表徑流，無法吸收到地下水系統。有外國城市以移除路面（depaving）和綠化應對極端降雨，但本地仍然非常依賴人造渠道網絡排洪。無論香港渠務的做工和設計的質量再高，這些渠道始終敵不過流量的「硬限制」，而且任何階段淤塞或疏水太慢都可能導致氾濫。
發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渠務署在2025年遞交立法會的文件中承認，香港低窪地區及「雨水排放系統已建造多時的地點」有水浸風險，沿岸地區亦受海水倒灌及淹浸威脅。三部門確有進行改善措施，如增設擋浪牆、引入排水機械人、修復排水道等，但這些終究不能擴大現有水利建設的流量。要大幅提升防洪系統，必會牽涉到龐大的勘查和工程開支，還有數十年計的時間，但本港的市區排水幹支渠的「設計重遇期」只有50年，若未來世紀豪雨和風暴潮經常來襲，香港如何應付實屬難題。
除了天災要防，還有職災。香港酷熱天氣頻率過去20年呈攀升之勢，加上城市熱島效應嚴重，暑熱天氣中從事户外體力勞動、住屋條件惡劣的市民必然首當其衝。政府僅於2023年推出不具約束力的《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直至2025年2月19日未曾作出檢控，顯然對前線員工保護不足。媒體和網民更不時抹黑稍事休息的清潔工人「偷懶」，一番謾罵過後，卻始終對他們的勞動條件不聞不問。危機到來時，承受深重後果的總是最少資源的社群，但本地社會缺乏對基層的關顧，令人義憤。
糧食供應不穩
全球熱化會令主要農作物（如小麥、稻米、大豆）產量下降、土壤退化、傳粉昆蟲遷離，熱壓力亦會影響牲畜產量及存活，未來更會增加旱災和作物染疫的風險。
作物產量下降除了直接影響糧食供應和農民收入，更會形成惡性循環：農民須使用更多化肥催谷產量，但過量使用化肥會加速泥土退化，既削弱該土壤截存碳的能力，亦促使農民開墾新的土地，加劇全球熱化。農民或會改種抗熱力更強的植物品種，這可能在短期內保證產量，卻會令作物變得單一化；假若一場蟲害或疫病來襲，便容易全軍覆沒。
香港高度依賴進口糧食，受的影響估計以食材價格波動、某些食品的供應中斷為主。若希望穩定糧食供應，除了從更多地區進口、減低對單一供應源的依賴，便是提高自給率，但暫未見港府有相應方針。反而新界農業式微多年，更以棕地化、地產商囤地為患，政府卻一直處理乏力。
政府雖然在2016年的《新農業政策》中宣佈設立「農業園」，惟園地設於本來農耕已頗活躍的蕉徑，復耕荒地之效成疑。有指政策真實目的是補償因新界東北發展被逼遷的農民，而且無法對準蕉徑農民實際需要、科技配備欠具體，更有為地產發展鋪橋搭路之嫌。北部都會區「農業優先區」計劃同樣以科技作招徠之一，其中需要克服的難題，或可借鑑糧食情況類近香港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推行「30 by 30」計劃，目標透過高科技在2030年提升糧食自給率至30%，卻面對室內垂直農場成本過高，且不適合種植符合當地人口味的蔬菜，因此面臨倒閉或撤資等問題，自給率不升反跌。
縱觀全球，香港生活指數極高，即使糧食供應不穩也不至於出現饑荒。但可以預期低收入階層的經濟壓力會加重，亦較難負擔健康飲食習慣——這將會激化本地分配不公的問題。同時，逾3億的營養不足、8億的糧食不安（food insecure）人口集中在鄰近的南亞區。隨着氣候情況惡化，將會有更多人需要移民或逃難至區內更富裕的地方，恐成人道危機。
香港社會能否及時作準備，應對資源分配、社會共融甚至政治層面的挑戰？
IPCC：立刻減排，臨崖勒馬！
多年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敦促各國實行淨零排放，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C內，並加緊提升氣候韌性。然而，面對不動如山的既得利益者，各國似乎都缺乏減排的政治意志：《巴黎協定》僅將限制熱化目標訂在2.0°C，美國甚至已兩度退出。同時，多國仍然無視碳排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導、不受約束的工業發展，一味尋求跟從市場邏輯的環保政策，例如「碳交易」、「碳抵銷」等漂綠伎倆：它們容許碳排放繼續發生，只是要求排放者購買或賺取足夠配額。將環保化為損益表裡的數字，對於有足夠財力、認為自己的產業能繼續牟利者，根本無法制衡。
Factsheet—食物的碳足跡
撰文：野花
眾所周知，燃燒化石燃料是氣候危機的罪魁禍首，但糧食系統的碳排放量其實緊隨其後，高達每年130億噸，人類的每口飯、每碟餸都與地球的命運相連。那麼食物的碳排放是怎樣形成？我們需要推動哪些改變，才能為地球降溫？本文伴讀者一步一腳印，了解七個有關糧食及碳排放的要點，下列數據主要取自聯合國轄下機構，和環境保育及農業學者 Joseph Poore 跟 Thomas Nemecek 的綜合分析（2018）。
Fact 1：約三分一碳排放來自糧食系統
聯合國糧農組織指，人為的熱化效應有三分一要歸咎於糧食系統。Poore 及 Nemecek 則收集了119過國家中，近4萬個農場和1600所食物加工、包裝和零售企業的數字，推算糧食系統造成至少26%的人為碳排放。不同的研究因為統計方法有異，得出數字稍有不同。Poore 及 Nemecek 僅假設全球60%的伐林是由農牧業促成，但有指實際比例更高；二人亦未有計算消費端的碳排放，如餐飲業和家庭的明火煮食。整體而言，學界公認糧食生產造成25-35%的碳排放。
根據 Our World in Data 整理 Poore 及 Nemecek 的統計，糧食系統各個作業階段的碳排放量分佈如下：
Fact 2：地球「白白承受」的碳排放
2022年，人類一共流失了10億噸的食材，高達總產量的三分一，造成8至10%的碳排放，其中約40%是供應鏈中的損耗（food loss），餘下60%在消費端被浪費（food waste）。此外，富裕地區（歐洲、北美洲、澳洲及已發展亞洲國家）的人均消費端食物浪費量明顯高於非洲、東南亞和拉美的窮國，供應鏈損耗量則較為平均。
Fact 3：溫室氣體「熱度」大不同
二氧化碳是大氣層內佔比最高（約74%）的溫室氣體。其他溫室氣體濃度較低，但比二氧化碳「更熱」：例如甲烷（CH₄）「熱」30倍、一氧化二氮（N₂O）「熱」270倍、六氟化硫（SF₆）「熱」24300倍。1透過這些倍數，科學家能夠計算出不同作業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二氧化碳等量（CO₂ equivalent）」為單位，用來比較各種人類活動造成的熱化效應，和推算未來地球溫度的上升趨勢。
Fact 4：碳排放集中在生產鏈前端
糧食系統的碳排放主要在土地利用改變和農牧的階段發生，後期工序只佔小部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1990-2022年的碳排放源統計，「砍伐森林」和「牲畜腸道發酵」的年度平均排放量最高，分別佔23.6%及16.8%：
Fact 5：糧食系統各個作業階段的碳排放形成機制
土地利用改變
砍伐林木（deforestation）會排放二氧化碳。約三分二的伐林是為了騰出土地畜牧，三分一是為了農耕。
森林是地球的「碳倉庫」，林木的光合作用可以截存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溫度正常、生物多樣的健康森林可以持續截存更多的碳，貯存於根部和泥土。毀壞碳倉庫即削弱地球消化人為碳排放的能力。
每公斤食材計算，牛、羊對碳倉庫的破壞遠高於其他食品。
開墾泥土，尤其以重型工具翻動土壤，會排放二氧化碳。
土壤是「活」的：土壤的有機物由分解中動植物殘渣、糞便、腐殖質等組成，儲存着大量的碳。它們之間的化合過程為植物提供重要營養。
利用機械開墾，會使土壤中的微生物接觸到氧氣，加速它們繁殖和分解土壤中的有機物。這個過程會擾亂土壤的碳循環，既排放二氧化碳，亦令土壤的水份和有機肥力流失，使日後的農耕需要依賴化肥。
農業
耕作（tillage）、施用化肥等作業會排放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和甲烷。全球約78%的農作物是供人類食用，其餘用作動物飼料。
工業化耕作對土壤的破壞與開墾過程相若：擾亂土壤的碳循環、排放二氧化碳、消耗土壤肥力和水份。
同時，工業農場依賴化肥催谷產量。持續使用化肥會過分激活土壤、加劇土壤侵蝕，跌入必須「追加」更多化肥的惡性循環，最終可能導致土壤永久退化。受嚴重破壞的土壤難以繼續作物，亦無法恢復去支持原有植物量和種類的生長，等同浪費一塊原本能截存二氧化碳的土地，削弱地球消化人為碳排放的能力。
化肥的生產過程同樣會產生碳排放。含氮化肥的主要成分是阿摩尼亞，由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哈伯法」化學工序製成。而阿摩尼亞中的氫則來自天然氣；天然氣的提煉過程會釋出甲烷。含氮化肥融入土壤後，會透過化學作用成為一氧化二氮，被土壤排出。含磷和鉀的化肥則是由礦物提煉而成，採礦過程會釋出二氧化碳。
水稻種植的環境有利特定微生物進行厭氧消化，過程會產生甲烷；這個排放源佔全球人為甲烷排放的12%。
另外，不少農耕機器使用燃油驅動，因此會排放二氧化碳。
畜牧及水產
畜牧會排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反芻動物（如牛、羊）會在腸道發酵食物，產生甲烷，透過打嗝和放屁排出。
動物糞便的分解過程會釋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妥善的糞便管理可以將其轉化為糞肥，捕捉當中的有機物來支持耕作，但所需的設備和資源令普及有難度。
水產養殖會排放二氧化碳。
主要來源是使用燃油的捕魚船隻和其他機械。
為了令漁業有利可圖，不少國家會提供燃油補貼，令業者缺乏減排誘因。
供應鏈
食物加工會排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主要來源是屠宰動物所產生含有機物和渣滓的分解過程。
物流和零售會排放二氧化碳。
使用燃油的運輸工具會排放二氧化碳，物流中和零售處的保鮮貯存設備耗用大量電源，亦可能來自化石燃料。
包裝會排放二氧化碳。
大部分物流中和消費端的食物包裝都是塑膠。塑膠是開採化石燃料得出的產品，過程中會排放二氧化碳。
Fact 6：肉類的碳排放高於素菜
不同食品的碳足跡差天共地；肉類的碳排放明顯較高，海鮮略低，蔬果和豆類食品則最環保。生產每公斤牛肉平均會排放99公斤二氧化碳等量的溫室氣體，堪稱「碳排放之王」。香港人常吃的葉菜、洋葱、薯仔、柑橘果類的碳排放量均低於1公斤。同時，部分非肉類製品有偏高的碳足跡，如巧克力和咖啡，因為生產它們往往需要砍伐林木、騰空給大規模密集種植園，值得留意。讀者可參考 Our World in Data 的互動圖表詳細了解各種食品的碳排放數字和源頭。
Fact 7：「食本地」效益有限
有人提倡多吃本地食材，透過降低消費者與食物原產地的距離來「節省」碳足跡。這種做法的效果極有限，因物流僅佔大部分食品的碳足跡少於一成。食材主要是透過海運進行跨國運輸，貨船容量之大令每艘船的碳排放除以食材的重量後，每公斤食材的碳足跡可謂微不足道。當然，有心的消費者可以避免適用空運食品，例如露筍、豆角、莓類等。
Fact 8：「高碳素食」之謬誤
關於「素食比肉食環保」之説，有一常見質疑指種植部分作物同樣對環境造成重大破壞，例如種植大豆和棕櫚樹加速伐林、生產杏仁奶耗盡水資源等。
實際上，種植油料作物（oilseed，包括大豆、棕櫚樹、芝麻、油菜等）造成全球約18%的伐林，低於畜牧（41%）。在伐林情勢最嚴重的巴西，更有高達72%的伐林是因牧牛而起。而且，近80%的大豆製品是用來餵飼牲畜，僅6%的大豆是用來製作直接給人類食用的食材（如豆腐、豆奶、天貝），另外約13%是用於食用油。減少肉食不僅能降低畜牧的碳排放，亦能減少所需種植動物飼料量，可削減農業所需的用地。
杏仁奶是超市常見的植物奶之一，它的「水資源短缺指數（water scarcity index）」確實比其他奶品（包括牛奶）要高得多。但這並非因為灌溉杏仁樹需要特別多水，而是因為杏仁的盛產地——位處熱帶、不時有旱災的美國加州——本已面臨水危機，導致杏仁被當成代罪羔羊。從較完整的研究可見，杏仁奶、豆奶和燕麥奶在多項環境影響數字都比牛奶優勝，包括碳排放、用地面積、用水量、優養化等。
挑食是好事：照顧自己、土地和生物的
食農教育
撰文：刺蝟
選食的倫理 進食的態度
不少人可能未想過，進食也是需要教育和學習的。「食育獸」成員 Yanbo 自中學時對種植及環保議題燃起興趣，後來大學讀環境研究，也在校內種植蔬果。畢業後，她搬進粉嶺丙崗村，和室友過著「耕住合一」的生活，也開展了香港少有的食農教育計劃，至今四年。
和很多人一樣，小時候的 Yanbo 只在意食物是否方便又好味，譬如公仔麵，卻忽視食物的生產過程。「挑食」對食農教育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挑哪一棵菜，背後牽涉著很多因素，是否對環境友善、是否對勞工友善，甚至是否對自己的身體友善——「有好的食物，才可以更好地滋養自己每一天」。
暸解食物的生產過程，有助自己作出理性的抉擇。但除了理性的衡量，落田後的 Yanbo 對食物的情感亦有所改變，她深明耕作之難，「知道背後有人付出了這麼多，我會很感恩」。在田上，見證著大地無私，滋養一切，但同時風雨不仁，摧毀一切，農夫只能順應自然，「颱風像是 reset 一切，令人謙卑」。抱著感恩和謙卑的心去進食，也是食農教育鼓勵的態度。
不求量產 但盼減少傷害土地
一般而言，有機耕種即是不用農藥、化學肥料及基因改造種子。但弔詭地，有機耕種不一定等於「環境友善」。Yanbo 解釋道，市面上不少有機肥料都是從外國進口；有香港農夫乾脆採用「自然農法」和台灣流行的「慈心種植」，不使用入口肥料，避免無謂的碳排放。
Yanbo 心中的理想農法是，視土地、生物與自己緊密扣連，一併照顧三者，盡力減低對土地及生物的傷害。她們的田並不使用農藥，亦會自行以廚餘堆肥，及收集區內餐廳的咖啡渣作為肥料。若不使用農藥，替代方案便包括：噴灑辣椒水、蒜水、小梳打水或苦楝油；為果實包網、搭建棚架及保護網；和種植吸引益蟲的植物，由益蟲驅趕害蟲。她提到，狀態不佳的植物會特別吸引害蟲，所以如果把植物養好，也等同打下預防蟲害的基礎。
學術一點，是由人類中心（anthropocentric）轉為生態中心（ecocentric）。貼地一點，便是「以前只顧自己，現在意識到世界上除了人類，還有很多生物一起共存」。Yanbo 說，課本常有「共存」、「共生」之類的概念，但一切都要親身接觸，才能內化為自身體悟，譬如野豬嗜吃田裡蕃薯、芋頭，往往令她頭痛。但換個角度想，野豬也是求生，挖走蕃薯更順道為田地翻鬆泥土。所以，她常提醒自己，人並不擁有農田，只是協助打理農田，田裡成果都是人和生物共享的，自此不將野豬視為害獸，而是鄰居。
Yanbo 坦承，外國大規模的工業耕種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確不太可能採用「自然農法」。但她強調，全球現行的糧食生產模式顯然是有問題、不公義、推全人類去死。所以，在現行模式不可取的情況下，她希望自身能以「環境友善」的農法，至少呈現多一種可能。
「以前只顧自己，現在意識到世界上除了人類，還有很多生物一起共存」
她認為，在香港要成為「量產型農夫」十分艱難，要求香港農業重上昔日達四成的農業自給率也是不太實際。所以，她沒有將自己定位為「量產型農夫」，而是集中心力在教育與學習，以自己的田地作為示範，呈現耕種、飲食與生活的另類方式。
近年，日本亦流行「半農半X」，亦即一半職業是農夫，另一半是任何工作。她希望更多人加入「半農半X」的行列，由消費者轉為生產者，經過切身處地的換位思考，會更加明白自然農法的重要性，從而保護環境和珍惜食物，同時壯大當地的農業生產及消費社群。
在缺席食農教育的校園 推廣另一種飲食可能
Yanbo 回想中學教育，最接近食農教育的一科便是家政科，教導縫紉、煮食等生活技能，「想人學懂怎樣照顧自己」，不過食農教育更加全面，「照顧自己，同時可以照顧大自然。」
種一棵菜，涉獵的範疇橫跨了地理、物理、生物、化學、歷史等，慢慢建立著 Yanbo 所說的「全面的世界觀」。她認為，中學科目的學習較碎片化，地理科可能提一提要環保、生物科也提一提，但欠奉連結。食農教育正能串連起不同學科，助我們更全面地認識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在凡事求分數的香港教育制度，食農教育難佔一席位，但這牽涉每個人、每一餐的教育，Yanbo 還是想盡力滲入課程之中。她們與小學常識科合作，推出「薯仔研究員」計劃，讓同學在校園種植薯仔，並透過薯仔進行跨學科學習，包括寫薯仔食譜、暸解薯仔營養及歷史、以薯仔進行澱粉測試、親手烹調薯仔等。這類學習模式更能因應四季而變，每季有相應的農作物，帶出「不時不食」的訊息。
在校園推廣食農教育，她最常聽到學生問道：「我是食肉獸，為什麼不可以煮肉？」她認為，食農教育旨在呈現多一些可能——以對環境、動物和自己傷害最低的方式去飲食，包括進食不含化學物的有機菜、按「不時不食」的原則而不食用雪藏的進口菜、支持新鮮和較低碳排放的本地菜等。人們在體驗過後，可以自行選擇吃多少的肉、吃怎樣的素。
食農教育不苛求所有人跟從單一的飲食模式。Yanbo 也明白，有機菜及本地菜價格較高，未必是基層首選，但她希望先呈現多一些選擇，讓基層朋友可以考慮間中購買。她坦言，自己也做不到三餐都吃本地有機菜，尤其香港夏天較少菜類，但在秋冬天都會盡量買本地菜，「本地有機菜係最高門檻，本地菜就相對經濟，同時比進口菜好。」
離不開產業鏈的食農敎育
在香港政府的資源缺席下，民間單位不斷努力拼砌出一條從耕種、加工，到市場推廣及銷售的產業鏈。
她形容每一次的消費都是對未來生活的投票，所以自己也會盡量支持本地農夫。Yanbo 憶述，她去年曾協助本地農業組織「田嘢」的計劃，與本地農夫合作推出有機蘿蔔糕，旨在建立「香港蘿蔔」的品牌，令市民得知香港也能種出又大、又甜、又健康的白蘿蔔。不過，本地種植、加工及包裝成本不菲，成品比市價貴了數倍，惟較具消費力的中產社群亦有不少移民外地，令產業鏈較難壯大。
放眼外地，不論日本還是台灣，都有較完善的產業鏈，也不缺政府的資源支持。日本在2005年公佈《食農教育基本法》，為全球首個國家訂立此法，台灣在2022年亦通過《食農教育法》，推動全民支持在地農業，同時由政府及公營機構牽頭，在各類活動都優先採用本地農產品及食品，讓大至連鎖超市、小至街市菜販都知道本地菜有利可圖，多多入貨，也讓更多下游的消費者親嚐本地菜的好。
Yanbo 說，要推廣食農教育，離不開一條成熟的本地農業產業鏈。從農田到飯桌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完整的食農教育。
大海與你無關？——訪佘國豪
撰文：井蛙
除了陸地上供應的食物外，供港的食物更多是來自海洋，即是我們常食用的海鮮。在2022年，世界雖然出現過糧食供應短缺的危機，但同年香港的人均肉類供應量（per capita meat available for consumption）仍然冠絕全球，多過西班牙和美國等地。在各種肉類中，以魚類和海鮮的比例佔最多，人均供應量以66公斤排行全世界第一。數據上，每個香港人簡直可以大魚大肉。不過一個三面靠海的彈丸之地，能把如此多食物放進口嗎？對海洋的關注難道只能停留於品嚐水產美食？
餵我！——捉魚與食魚
國際海洋保育及研究員佘國豪，多年倡議淘汰瀕危海洋物種消費。最近，他亦展開一系列瀕危海鮮貿易和魚類普查的研究工作，填補進行教育和環境評估時，研究數據的空白。對於消費海鮮的現象，佘國豪留意到對比歐洲和日本只吃某幾種海鮮的地方，香港是什麽都吃。他指我們進食海洋動物的種類遠比陸地動物多，「陸地得雞牛羊豬，畀你食埋馬？兔？鴕鳥？鹿？最多二十幾種？海鮮則有過百種」。
這種習慣了吃海鮮是理所當然、吃的種類太多的現象，所牽涉的問題是捕魚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壓力。佘引述拖網漁民的説法——「日日都掃地（拖網），地下（海底）當然乾淨」，正好呼應了捕魚奪去大量海洋資源的現實。另一方面，養殖海鮮取代捕魚的做法同樣不利海洋生態。佘談到「養殖海鮮比較環保」是個迷思，野生海鮮和所謂養殖海鮮兩者其實定義模糊，因為在養殖某些魚種時，是需要供應3-15公斤的野生漁獲，才能令養殖魚生長出1公斤的魚肉。佘解釋，捕獲野生幼魚作養殖苗種，是奪去幼魚在野外長大和繁殖的機會，令他們在大海的數量減少。為養肥一小撮魚而放棄一大撮魚作魚糧，實際上並不環保。而且，管理不善的水產養殖場，會污染原本的自然環境和用來養魚的水源。更甚，人類還會不計代價，發明物種供自己食用；佘提及「沙巴龍躉係由人工將不同魚混種，混出一種生長速度快，抗藥性，抗菌性極強嘅魚，放出野外似怪獸，唔知點樣影響生態」。
去攞！——規管認證的事
當約八成海鮮都從世界各地進口供港，市民吃下捕獲或生產方式有問題的海鮮，可能也不知道。佘國豪指出，香港本地沒有機制認證海鮮是否環保，即使套用西方的評估做法，也不是完全適合，因為這裏消費的物種實在太多，世界也追不上亞洲、香港消費種類之多。單單是石斑這個魚種，就有約200個種類，目前還未為全部種類評估。佘表示，由於資源、技術和學術的限制，認證機制面臨重重困難，例如潛水開支大，難以招攬同時懂得潛水和研究魚類的人員，以及某些海洋物種的研究未成熟等。同時，香港亦缺少對應海鮮貿易相關的法例。余指出，從環保角度出發規管進口食物的法例，只有《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第586章）。但在條例中，鯊魚和蘇眉等這些有需求卻面臨瀕危的海洋物種，仍然沒有被完全禁止商業性貿易。
瀕危物種也未受保護的情況下，佘很多時候會先要求餐廳和酒店，尤其是有可持續發展部門，以及跟隨ESG（環境、社會和管治）指標的國際企業公司，參考環保海鮮指引，放棄供應指引中標示為紅色的瀕危魚類，改為供應綠色或黃色標示的無危物種。他直言「酒店要賺錢，係經過計算先將瀕危物種淘汰」，實踐環保也要顧及商業化的成本考慮。不過，環保海鮮現時已經不像人們想像中昂貴，佘解釋「以前啲人覺得環保海鮮即係有機，會貴一啲。而家就多元化，始終海鮮嘅種類，有蝦、蟹、魚、蜆、貝、蠔、蚌，多元化就會變得越來越平。」
選擇有國際環保認證標籤的海鮮也可以是一種支持環保的方式，但佘坦言，認證標籤並不完美。一些認證標籤組織亦受到批評，Netflix紀錄片《漁業陰謀》（Seaspiracy）就揭發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海洋管理委員會認證計劃（MSC）的透明度低，以及牽涉勾結商業利益的問題。西方社會由以往支持認證標籤，發展到現在對認證制度抱持懷疑的態度。不過在佘的眼中，這些爭議是件好事，也是悲觀中的希望。「Seaspiracy 帶出呢點係想 NGO、認證制度進步。由一個第三方角度睇令 NGO、認證進步，唔代表認證呃人，要推倒重來……如果嗰個人本身就唔會信 MSC，可以繼續鬧，或另立門戶做得比 MSC 好，唔係嘅話太極端。」他指出「其實市民、餐廳、酒店不知不覺已經用緊 MSC，MSC 應該要進步，認證呢條路應該要繼續行」。
佘國豪的辦公室放滿瀕危物種相關刊物。
佘國豪的辦公室放滿瀕危物種相關刊物。
點喎？——與海無關，與你有關
理想中，佘國豪認為海鮮需要有認證，並有政府參與監管，加上 NGO 做評估告知大眾，令大眾明白自己在食什麽品種，才有可能持續地消費海鮮。而認證的前提是有研究數據支持，佘表示我們沒有保護海洋的意識，歸根究底是無知的結果，他表示「我哋對太空嘅認知比對海洋嘅認知仲多。因為冇人肯資助、畀資源，缺乏研究，所以難做評估認證」。他強調要投放資源研究海洋，才能突破對海洋的無知。
若有心保護海洋，又該怎麽做？佘分享有消費者問他：「如果全部人都move去食WWF環保海鮮指引中嘅綠色魚（無危魚種），是否代表可持續？」就此他回應，WWF每隔幾年就會做認證檢查和更新，如果無危魚種是長吃長有的話，覺得沒有問題。有本地海洋保育機構提供針對個人消費者的指引，如「識揀海鮮」的《街市活珊瑚魚圖鑑》、環保海鮮餐廳和網店等指南，佘正正希望讓有心人使用，就像出街帶水樽、餐具和環保袋。他又回想與一家人食飯時，會預先向餐廳説明不吃魚翅。但當時餐廳經理強硬推銷，說「魚翅係好嘢」時，他就出招，表明全家魚翅敏感，最後餐廳才剔去魚翅。余倡議不食魚翅二十多年，淘汰魚翅的意識近年才漸漸為人所知。他表示現時會將保育目標轉移至部分屬於瀕危物種的海參、花膠和石斑。
「識揀海鮮」網站截圖。
「識揀海鮮」網站截圖。
後記
南海魚危機
據《Ocean Asia》和《The Pacific Review》研究報告，就在香港附近的南海，正因養殖海鮮對魚糧的需求而過度捕魚。加上南海領土爭奪不斷，各國利用捕魚和填海活動，霸佔宣稱所擁有的海域，不顧海洋環境受到破壞。未來的海水溫度若隨全球暖化而上升的話，商業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物種數量會大幅下降，破壞整條海洋生態鏈。最後受波及的，就不僅是靠海為生的南海漁民，亦是依賴95%進口魚的香港。
無可避免的資本主義
透過海鮮產品認證的力量來避免海洋資源過度耗盡，看起來是否有點眼熟，「新自由主義」下的市場再次找到為了讓自身立足的自我調節機制，延續生產與消費的無限循環。企業擁護「認證標籤」機制，付費進行認證，為公司品牌塑造環保的形象。當認證機構需要大量資源審查，同時希望普及其認證系統之際，往往容易形成利益衝突。
「漂綠」問題正由此誕生，企業為求保護自身利益，資助能為其作「環保認證」的組織，不惜隱瞞、誤導或分散公眾和消費者視線，例如響應某方面的「環保」，粉飾或迴避其在生產與鼓吹消費時，破壞環境的重要角色。其中，跨國食品加工巨頭JBS，就因沒有實際具體的減排政策，令其美國子公司在2024年被起訴「從虛假和非法的環保行銷行為中牟利」。
協助或主動請纓「漂綠」企業的環保組織，亦被批評與商家勾結。WWF被媒體指收取「報酬」，為各大肉類食品企業包括JBS合作改善公司形象，惹來爭議。環顧市場急功近利，環保組織依賴企業資助，除了失去探究更好的可持續策略的空間，某程度上也在逃避面對「在現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態可持續有可能嗎？」、「環保本身可行嗎？」這些更大的問題。
升級版認證
透過海鮮產品認證的選購產品的人仍要作出個人選擇，三思購買的食物是否對環境負責，又要判斷商品是否遭漂綠，是目前市場對環境議題的回應——將保護環境的責任轉嫁給消費者。但以「道德消費」改變問題的根源，不但單向，抉擇過程更變得繁複。直接讓大型、承諾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商對生產過程負責，想必才是更全面的改變。歐盟最近更計劃定下防止「漂綠」的「碳移除驗證框架」（Carbon Removal Certification Framework），制定環保認證的準則，將認證標準化，可謂環保策略中值得關注的一步。
在海洋的議題上，歐盟2023年通過《漁業管制條例》（EU 2023/2842） 修例，規定歐盟銷售的海鮮從2026年開始，必須提供產品追溯資料，包括原產地、生產方式、永續性及碳足跡。有小規模漁業和歐洲漁民表示，原則上大致支持政策，但仍擔心會被政策邊緣化，憂慮會為滿足規定而需面對資金、技術上的困難。
浪費的幾個理由
香港每日剩下大量可食用的食物，最後送到堆填區的「垃圾」當中，正正就是廚餘佔得最多。對此，香港政府的對應方向，是推廣惜食的消費文化，呼籲有能力大魚大肉的市民，不要浪費如此豐盛的食物。但在剩食金字塔中，仍有多層策略，防止食物下跌至金字塔底，徹底淪為浪費，包括將過剩的食物資源分配給有需要的人。不過，環保組織卻發現超市寧願以𠝹開食物包裝及淋水的方法，棄掉滯銷的食品。無論食肆是為了避免負上賣「過期」食品的法律責任，還是想保護產品的商業價值，抑或是覺得直接棄掉的成本較低，難道就能合理化做「大嘥鬼」嗎？
2015年，一眾食物銀行和捐贈食物的團體，曾向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倡議設立《好撒瑪利亞人食品捐贈法案》，保障出於良善意願的食物捐贈者免於承擔不必要的法律責任，讓可用的過剩食物資源可在社區中流動使用，盡量避免食物成為「廢物」。但委員會在該年度最後交代回應的文件中，就只有實行「綠在區區」計劃的進度報告。
訪綠領行動：由下而上的改變
撰文：地火
環保從來是全球議題，溫度上升、冰川融化、超級颱風殺到、動物棲息地大幅消失，面對着工業社會下極為宏觀的問題，一些個人行為例如少用膠袋、少用即棄餐具、少開冷氣，似乎顯得非常渺小，敵不過環境傾覆的巨輪。
多年來倡議走塑的本地環團「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反而認為，齋講「碳排放、碳中和」等字眼過於「高大空」。「一個小市民點樣碳中和呢？佢唔會好理解到呢一樣嘢」，能夠在生活中實踐環保行為，例如減少塑膠，才算得上實在的行為，世界上從此少一些固體廢物。
「睇唔到唔代表佢唔發生」
何承認，難以看到走塑行為與上述那些「高大空」目標的連結、看不到「地球使唔使死」。他直言：「無論你用少一個膠袋，或者夏天開少幾日冷氣，唔通就睇到個天空藍咗 ？你都睇唔到連結，環保就係咁」。
何從事環團的時間以十年計，他感歎比起其他公民團體工作，環保行動更難看到即時成效。然而，他強調：「睇唔到唔代表佢唔發生」。
何自中學參與環保訓練營，驚覺人類工業摧毀樹林、濕地、魚塘等，明明人類只是地球上千萬物種的其中之一，而物種本需互相依存。其實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返過來影響人類生活的惡果，我們有眼可見，連塑膠廢料導致的微膠粒亦從海鮮流進人類血液，人類卻始終表現得「大晒咁」：
「我哋其實有思考、有腦去分析，有咁多數據：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講晒地表升溫要限制喺1.5度，2025年之前要控制幾多碳排放、又幾時要碳中和，全部有晒科學去講。我哋亦都睇到，之前11月唔會打幾個八號風球，而家都會。」
知道環保道理「要繼續做」
在何眼中，香港大人細路均清楚知道環保道理：「但係未必咁容易linkage 到、好無力，覺得成件事好遠。我抌少個膠袋係咪真係幫到11月唔再打風呢，I don’t know。但我哋知道膠袋的確係由製造、丟棄都會影響環境，呢啲係清晰、冇得講唔係嘅，所以我哋咪要繼續做囉。」
「綠領行動」為了在港引進「裸買」的概念，已舉行三屆「裸買生活節」，邀請本地以裸買作定位的小店參加市集，2024年10月的市集共有逾40個攤檔。此外，「綠領行動」於2021年至2023年間，在沙田開設零包裝裸買體驗店「綠領駅」，顧客必須自㩗容器來購買本地生抽、面餅等。
2024年裸買生活節。（綠領行動網站）
2024年裸買生活節。（綠領行動網站）
何坦言，活動反應並非很好，在香港的大環境中，環保不是突出的議題，但至少活動令香港人認識如何實踐裸買，「由冇到有」。對於有人認為「Slowood」等裸買品牌形象中產，何則提到不少雜貨士多提供無包裝、散裝購買的商品，「最平嘅裸買已經發生緊」，只是在本地不起眼、漸漸消失。
然而，何指出環團項目只能申請基金一次性撥款，逐年批錢，如果沒有贊助者投資該項目，項目便會停止，導致相關工作只能在短期內進行。
批走塑政策製造一次性廢物
環保固然並非個人責任，在環團多年倡議下，政府終於在2024年推出走塑政策的第一階段，惟條文規定餐廳以紙餐具代替膠餐具。何無奈指：「政府冇真係做好呢件事」，「而家唔係推動人唔好製造廢物，只係推咗人去製造木同紙嘅廢物……又咪係製造緊廢物，又咪係一次性」。
更甚，何點出紙餐具不會被回收，直接成為垃圾；同時，回收已經是「最低層次」的環保，所有物質均會在回收過程中「降級」（downcycle），即物料的品質不斷變差。最佳方案應是源頭減廢，亦是「綠領行動」的目標。何續指，政府可參考台灣政府與商業機構合作的餐具租借平台，或者學習歐盟法例規定，餐廳須提供不用塑膠的外賣容器選擇、超市須設有裸買區域。
香港人睇唔到大地
每每政府推出環保政策，市民多怨聲載道，今次在何眼中不夠積極的走塑新政，市民亦抱怨沒有膠餐具的不便。何憶述「綠領行動」在2006年舉辦「無膠袋日」，政府於三年後立法實施第一階段膠袋收費，當時有市民受訪時投訴：「冇膠袋畀我，用手攞呀？」但現在，何看到許多市民超市購物後手持豉油、廁紙等回家，故香港人認為不可能的事，只是港人沒概念，而非做不到。
環保倡議寸步難進，何指出他理想的狀態是由下而上的改變，「大眾已經認同，政府輕輕喐一喐就搞掂」，惟最大問題是「香港人貪方便」。只要市民態度不改變，商界同樣不會隨之改變。
綠領行動辦公室重用多年的聖誕裝飾。
綠領行動辦公室重用多年的聖誕裝飾。
後記
連登仔嘲笑何漢威是「環保塔利班」，筆者實在不解，一個小小香港環團的負責人，面對資助不足、網民長年嘲笑，有什麼權力地位可被稱為塔利班？真正的「塔利班」，是無視冰川融化危及低窪地區無數人命、全球暖化帶來的熱浪捲走無數人命、四季消失導致糧食失收等，只計劃如何瓜分北極資源的大國權貴。
不如同廚餘一齊做朋友啦——
專訪「零剩研究所」
撰文：馬修
香港每日廚餘生產約有3600公噸，一年約產出130萬公噸廚餘，相等於129架雙層巴士，而香港的垃圾處理系統主要依賴三大堆填區，但新界西及新界東北的堆填區即將飽和。政府表示會興建焚化爐來紓緩堆填區的負荷，而處理廚餘亦是其中之一的課題。政府早在2014年便發佈了《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制訂四個廚餘管理策略，分別是源頭減廢、食物捐贈、 廚餘收集和轉廢為能╱材，興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廚餘作發電之用。即使政策出台，但大眾對廚餘仍缺乏了解，故《備忘錄》今期便訪問了專門從事廚餘教育的「零剩研究所」，希望從中了解香港的廚餘現況。
「零剩研究所」的開始
修讀地球科學的 Timmy 與搭檔樂諾在2021年時成立了「零剩研究所」。萬事起頭難，當初因為失業而打算嘗試不同的事情：「那時我們未有很明確的方向，對香港廚餘的圈子亦未有很多的了解，在不斷的考察過後，發現在廚餘回收上已有其他人的嘗試。」曾任議員助理的 Timmy 與社區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以往舉辦環保街站的經驗中亦發現有很多人對廚餘是一竅不通。當時垃圾徵費政策剛出台，引起不少街坊討論，所以 Timmy 和樂諾選擇以社區教育為本，成立一個專門從事廚餘教育的機構，提高市民對廚餘回收及污者自付的意識。
「一般人對廚餘的印象很差，他們一聽到我們是做廚餘教育便會呆掉；相反老一輩經歷過務農時期，廚餘可當作餿水賣給豬農，對我們的街站會有更大的興趣，但他們未有廚餘的概念，廚餘一詞對他們而言太新了。」
廚餘街站吸引不同好奇的途人
廚餘街站吸引不同好奇的途人
縱使每一次廚餘街站都吸引烏蠅、散發異味，但 Timmy 仍堅持要將所有收集到的廚餘擺放在街站上，結束時亦會將廚餘倒進堆肥桶內，讓市民能夠看到整個「波卡西堆肥法」的過程。「市民對廚餘有很大的誤解，廚餘很多時都會與污糟、臭劃上等號，覺得臭是很正常的事，但其實只需簡單處理，像乾濕分離、烘乾咖啡渣、將雞蛋曬乾等，便已經能夠大大改善廚餘的衛生問題。」Timmy 將廚餘教育比喻為幫大眾抹清充滿塵埃的眼鏡，讓市民明白廚餘回收的重要性，令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去接觸到廚餘回收是怎麼一回事。
O · PARK 的現況及問題
政府在廚餘處理的立場為以發電為主。自2021年起，O · PARK 第一期便投入服務，從數字看，2023年，O · PARK 第一期輸出約1,400萬度電，並產出2,626公噸堆肥。然而即使加上沙田污水廠、大埔污水廠「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所解決的廚餘量，每天只能處理250公噸廚餘，只佔全港廚餘量的6%。政府預計在 O · PARK二期投入服務後，處理量能夠提升至600公噸。
Timmy指出，以前的廚餘發展報告早已強調廚餘分類教育的重要性，而且現時的回收率亦比當初預計的數據低。他批評：「廚餘以中央處理系統收集，但現行的做法便是任何種類的廚餘都可以放在紫色廚餘桶內，由政府的回收商作分類，導致產出的堆肥只有大約5%可以用作農業用途，另外那95%都只能用於種花等對含養量需求不高的地方。」O · PARK的官網數據指出廚餘堆肥中酸鹼值為7-8，惟5.5-7的PH值才是植物最佳的生長水平，故O · PARK產出的肥料質素差劣，難以用於農業生產。如想提高O · PARK的成效，就應做好廚餘分類，特別是乾濕和生熟分離。環保業界人士梁燊豪指出，乾廚餘只需3至5日的時間便能轉化為生物氣，但濕廚餘卻需要更長的23日，影響廚餘發電的效能。加上，熟廚餘無法用於製成肥料，僅生廚餘如菜、骨頭可製成肥料，若沒有做好廚餘分類，便會大大影響到肥料的質素。
最令Timmy不解的是，政府沒有要求廚餘須事前處理。「從事教育工作的最忌諱便是令回收廚餘跟掉垃圾沒有分別，回收廚餘的意義在於改善環境問題，而並非為了減少垃圾的徵費，或是為獎勵、積分而做回收，這些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事，並不會了解需要回收的原因，就算是為了經濟誘因，亦都希望市民知道此舉能改變環境。」
Timmy直言：「O · PARK 耗用大量資源，但實際上是製造另類的垃圾，單是在源頭上做好一些，其實已有很大改善，政府卻沒有教育市民這一點，我感到大惑不解。」
與廚餘做好朋友
「零剩研究所」亦推出廚餘研究員計劃：「研究員計劃最初的時候，參加者需扮演一個會收集廚餘自行堆肥的農夫，在社區中收集廚餘，收集後便到農場作處理，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理解到從事廚餘回收的困難之處。」自政府接收廚餘中央處理後，坊間的廚餘回收商都很難找到廚餘。不過，過去計劃較為集中在農業面向，故最近「零剩研究所」改以社區為主題，由關注農業轉而研究社區店舖的生態 。
在未有政府的紫色廚餘回收桶前，「零剩研究所」已與不少社區商店合作，並推出環保回收桶，以每公斤$9的價錢收集廚餘，再運到相熟農場進行「波卡西堆肥」，希望能夠推廣污者自付的原則，藉此教育市民哪一些廚餘可作肥料之用，以及嘗試以居民、組織、商店三方合作的方式去進行回收。然而，自從有了紫色桶後，「零剩研究所」的回收桶的使用率便大減。 為了吸引大眾參與，Timmy舉辦了更多有特色的回收街站，如鳳梨皮回收節、中秋節時收集果皮、在復活節時專門收集蛋殼等，透過主題式的活動，培養更多人建立回收習慣。
各式各樣廚餘：雞蛋殼、咖啡渣、未煮熟的蔬菜等
各式各樣廚餘：雞蛋殼、咖啡渣、未煮熟的蔬菜等
現時 O · PARK 只是將資源集中在廚餘發電的用途，但 Timmy 認為處理廚餘並不應該只有一個解決方法，而應該是百花齊放。現時香港有不同的處理廚餘方法，如傳統的有氧堆肥，即利用大自然的微生物將廚餘分解為堆肥；魚菜共生，即利用黑水虻的雜食性特質來進食廚餘，因生長速快、生命週期短，成年的黑水虻因營養充足可作飼料之用；還有波卡西堆肥法，利用EM菌（有效微生物群）來為廚餘發酵，因為在無氧的環境進行分解，故不會發出臭味，而肥料中的養份亦不會過度流失。零剩研究社正是推廣後一種的廚餘處理方法。
據鏗鏘集報導，自從啟用中央處理後，有些廚餘回收商因難有渠道去自行收集廚餘，令回收的成本增加，更有不少回收商打算結業，這正是 Timmy 感到本末倒置的地方。「政府的收集商只會以點對點的方式運送紫色桶廚餘到 O · PARK，而不會分給其他廚餘回收商。這些機構都有獲環保署資助，而政府的處理廚餘系統容量有限，根本未能接收那麼多的廚餘，但私人回收商卻沒有被納入到政府的廚餘回收系統內，導致資源錯配。」
未來計劃
人手不足是「零剩研究所」發展的阻礙：「我們只有兩名工作人員，所以現時的研究計劃都是很初階，需要有一個固定的義工群才能更深入討論。」面對人手不足，搭檔樂諾亦正在進修，現由Timmy 主力負責「零剩研究所」的營運，因此建立及拓展義工群體成為未來發展目標。Timmy 亦嘗試開發和廚餘資源有關的應用程式，「現在的廚餘資源好少及好分散，很多時都是將資源集中在某特定區域，所以想寫一個應用程式來組織不同區的小店，希望能方便其他廚餘回收商找到廚餘來源，不會令所有廚餘都送到O·PARK。」
後記
常言道：「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惟佔香港最多的「垃圾」便是廚餘。相信讀者應該不難發現，這篇文章常常提到政府未有處理好廚餘的分類，令香港廚餘回收未有完全「物盡其用」。儘管香港很早便嘗試推行廚餘回收，像筆者小學時也有廚餘回收機，將飯盒廚餘轉化成肥料供校園花圃使用，惟只有特定地方才會推廣廚餘回收，一直未有擴大至大眾層面。這反映政府沒有做好公眾教育，定下自發回收的基石。相反，令市民一窩鋒地回收，僅是因為政府推行垃圾徵費，讓市民害怕需要繳付額外的費用才回收廚餘，而非因為理念上支持環保。同時，香港農業式微，沒有那麼大的肥料需求，故政府看待廚餘主要為作發電之用，但廚餘回收並不應該是第一步，從源頭減廢才是正經事。
〈紙包膠膠包紙紙包膠—
源頭減廢應先於焚化垃圾〉
撰文：地火
在香港購物時，市民要照單全收所購產品的包裝廢物，無論是生果、零食、飲料、日用品，經常出現紙包膠、膠包紙、紙包膠、膠包紙的情況——你拆開一層包裝，發現裏面還有一層包裝，堪比俄羅斯娃娃。
包裝或出於衛生、避免商品在運送過程中撞壞、美觀等考慮，但上述重複包裝實在過火，多個環保團體及時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曾於2019年2月，在又一城超市 TASTE 發起「比膠超行動」，即「比返啲膠超市」，要求超市停止過度包裝及使用即棄膠。
多年來，超市一直對此置若罔聞，過度包裝持續。加上近年網購盛行，包裝垃圾更是堆積如山。政府未有加以規管，僅在2025年推出自願性質的《減少使用包裝約章》。香港距離源頭減廢仍很遠，唯獨政府早年力排眾議，打造的首座私人營運超級焚化爐 I · PARK1 密鑼緊鼓，即將投入服務。
垃圾徵費？污者另有其人
政府《香港氣候藍圖2050》強調「零廢堆填」願景，當中重要範疇為廢物收費、擺脫依賴堆填區及管制膠餐具。
時至今日，膠餐具被不可重用、同樣淪為垃圾的紙餐具取代，減廢效果成疑；籌備多年的固體垃圾徵費計劃2024年開展，試行期間已構成民間極大壓力，反對聲音包括回收點數量和覆蓋度不足，市民難用回收減廢；如果市民沒有在政府指定地點棄置垃圾，或沒有包好垃圾，責任容易落在前線清潔工。政府自知政策出事，連《大公文匯報》也用頭版大力批評計劃，又指相信政府會順應民意撤回政策，政府最後宣布無限期擱置計劃。
先不論政府各部門沒有做垃圾徵費的表率（先行先試計劃僅涵蓋一個政府部門，即西九龍政府合署），政府亦未有考慮到一些垃圾生產過程不是市民可左右，固體垃圾徵費計劃講求「污者自付」，而「污者」另有其人。
貨品過度包裝問題多年來為人詬病，例如大部分蔬果會去皮才食用，超市卻用膠包起它們；超市進口的許多日本食品均有精緻而不必要的包裝；市民已習慣用環保袋，但商家仍會用膠袋載濕貨，就算膠袋與環保袋一樣會滲水。
超市貨架上過度包裝的水果。
超市貨架上過度包裝的水果。
此外，近年興起的網購風氣進一步增加包裝垃圾，環保觸覺推算，香港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生產約7.8億件網購包裝廢物。此數字尚未將在內地淘寶網購件包裝計算在內。
環境保護署《減少使用包裝約章》計劃啟動禮，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中）與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吳家穎（左四）及約章支持機構的代表合照。（政府新聞公報）
環境保護署《減少使用包裝約章》計劃啟動禮，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中）與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吳家穎（左四）及約章支持機構的代表合照。（政府新聞公報）
2025年3月，環保署推出《減少使用包裝約章》，但僅屬自願參與及鼓勵性質。政府稱現有102家本地及跨國企業承諾參與，包括7-11、惠康、OK便利店、HKTV Mall、萬寧等等。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又在其個人網誌明言，市場包裝「五花八門」，「強行制定包裝準則只會為各行業製造困難」。
然而，歐盟理事會2024年12月已正式通過新的《包裝與包裝廢棄物法規》，旨在減少包裝垃圾及禁止多種即棄包裝。新法規適用於所有歐盟國家，成員國將訂立相應罰則。
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在處理包裝垃圾的議題上，已跟不上國際標準。政府應要求大型連鎖企業承擔更大責任，立法規管本地商品，甚至進口商品的包裝垃圾。
I · PARK1 安全隱患？
香港現在靠三個、合共1.39億立方米容量的堆填區消化巨大垃圾量，惟堆填區將於2030年飽和，問題逼在眉睫。
I · PARK1示意圖。（環境及生態局）
I · PARK1示意圖。（環境及生態局）
政府在十多年前不顧長洲居民反對，堅持斥資過百億元，在石鼓洲毗鄰人工島上打造焚化爐，並將之重新包裝為「轉廢為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I · PARK1）」，放話每天焚燒3,000噸廢物，以及每年輸出約4億8千萬度剩餘電力至公眾電網，供10萬戶家庭使用。
翻查資料，政府在上世紀曾經興建4個焚化爐，由於焚化爐排放的二噁英對市民健康造成極大隱憂，所以在90年代關閉焚化爐。
政府今強調，I · PARK1 技術可有效分解二噁英，其環評報告透露所用技術為「活動爐排焚化技術」，它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屬「中等可取」，可被控制至符合「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報告又指，整個設施造成的最高致癌增量風險不超過美國環境保護署所採用的水平，所以「不會造成任何不可接受的風險，也無需進行深入分析」。
為何可以有效分解二噁英？何謂「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具體數據是什麼？新技術排放的其他空氣污染物是什麼？且該如何管控？為何採用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而非其他國家？如何釐定「不可接受的風險」？涉及性命安全，為何毋需深入分析？環評報告沒有回答上述問題。
此外，I · PARK1 由振華工程有限公司聯同寶西格斯香港有限公司組成的合資公司投得。振華是中國央企「中國交建」的全資子公司「中國港灣」的旗下企業，負責填海及機電等；吉寶西格斯則是新加坡公司，提供焚化等技術。
政府強調，I · PARK1 承辦商須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申請牌照，並且在線上持續監察煙氣排放，以及公開有關數據。如承辦商未能遵守有關要求，政府將按合約扣減支付給承辦商的營運費用。
焚化爐的潛在風險值得憂慮，即使私人公司違規排放毒氣，頂多罰錢了事。
先減廢再焚化
香港每年的垃圾量超過500萬公噸，但筆者認為此情況並非不可逆轉，至少在食品垃圾方面，社會尚有空間減少生產不必要的垃圾，包括立法規管即棄包裝及用具；培養社會源頭減廢意識；做好回收分類，然後循序漸進重啟垃圾徵費計劃。
全球各地的環團已指出，即使是聲稱使用最先進技術，焚化發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仍遠高於其他發電來源，更有潛藏健康風險。如今，在「零廢堆填」的宏大願景下，政府竟不追求源頭減廢，反而取簡易捷徑，焚燒垃圾，眼不見為淨，更美其言指焚化可「轉廢為能」。明明越多垃圾越不環保，生產不必要垃圾本來已浪費資源，焚化發電亦絕非「潔淨能源」。
〈糧食供應鏈穿了個大洞〉
撰文：漫漫
全球糧食供應概況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研究，全球每年約有13億噸的糧食在整條供應鏈上遭損耗（food loss）及浪費（food waste），佔糧食總產量三分之一。食物供應鏈大致可分為五個環節，分別是生產收割、儲藏運輸、加工、批發零售和消費，食物由農地到餐桌的不同階段中均有機會流失。糧食損耗主要發生在供應鏈前中端，指作物量流失及作物質素下降至不適宜作人類食用；糧食浪費則發生在供應鏈末端，更多是指向零售商及消費者的行為。
聯合國於2015年訂立「確保採用可持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提到要在2030年，將全球人均食物損耗及浪費量減半。然而，2016年至2021年的全球糧食損耗量絲毫未減，維持在總產量的約13%，至於全球人均食物浪費量則從2019年的120公斤爬升至2022年的132公斤。我們能否在2030年達到聯合國目標實在成疑。
糧食損耗及浪費量決定可供人類食用的糧食總量，而糧食供應會影響糧食價格，造成糧食分配不公。糧食公義普遍理解為每個人不論其國籍、社經地位等身份，均能獲取安全、健康、文化上適宜的糧食。但引述 FAO，截至2022年，全球超過三分之一人（約28億）無經濟能力負擔健康膳食。低收入國家中無力負擔健康膳食人口比例最高，達71.5%，而高收入國家則為6.3%。同時，2023年，全球飢餓人口估計介於7.13億至7.57億之間，即每11人就有1人遭受飢困。儘管從數字看來，似乎只要堵住供應鏈缺口，減低糧食損耗及浪費量，我們便有足夠糧食解決全球飢餓問題。然而種種利益瓜葛與政治角力左右着全球糧食供應與分配，造成目前如加沙地帶100%飢餓，而他國則得物無所用，任由珍貴糧食白白浪費的分配不均情況。人人本應有權享受為維持自身健康所需的食物、住屋、醫療等社會服務，不過當經濟能力決定購買力，高收入國家視糧食如政治籌碼，低收入國家人口無奈遭受飢餓之苦，無疑是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糧食不公義。因此，要建立可持續糧食體系，「減少糧食損耗及浪費」與「解決分配問題」是尤為重要的兩大方向。
加沙地區流離失所的居民在嚴重糧食短缺中，排起長龍等候食物援助；戰爭與嚴格通行限制使成千上萬人瀕臨飢餓邊緣。（世界衛生組織）
加沙地區流離失所的居民在嚴重糧食短缺中，排起長龍等候食物援助；戰爭與嚴格通行限制使成千上萬人瀕臨飢餓邊緣。（世界衛生組織）
富國保護政策之害
2024年農業風險保險計劃申領最多資助額的三個單位，都是銀行或貸款機構。過去30年（1995-2024），此計劃一共發放183億美元的資助，獲得最多資助的20個單位中，高達12間是銀行或貸款機構。
2024年農業風險保險計劃申領最多資助額的三個單位，都是銀行或貸款機構。過去30年（1995-2024），此計劃一共發放183億美元的資助，獲得最多資助的20個單位中，高達12間是銀行或貸款機構。
目前全球首五位糧食生產國為中國、美國、俄羅斯、巴西及印度。以美國為例，1930年代美國面臨大蕭條，聯邦政府為確保糧食安全開始介入農業並提供農業補助。據統計，2014至2019年，美國在農業補助項目總計投入超過811億美元。農業補貼確保農民收入之餘，亦將農地面積及產量納入計算，變相誘導農業巨企過量生產以謀取暴利。根據美國環境工作組織（EWG）統計，2024年農業風險保險（Agricultural Risk Coverage）計劃資助額為4.73億美元，申請者中首1%的農業巨企佔去18%的資助額，首20%申請者已包攬計劃資助額的82%。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農業部近年將報告中受惠者一欄由申請人名稱改為申請人的收款人銀行或貸款機構名稱，令第三方難以追查資助額實際去向。
產能過剩導致國內市場飽和，富國政府便以低廉價格傾銷出口解決囤積食糧，發展中國家小農的本地作物在市場上難以與美國補助出口的作物競爭。樂施會早年就稻米貿易作詳細分析，如199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強行推開海地關口，使海地將稻米關稅從35%降至3%，美國稻米得以傾銷入海地，對當地造成多方面的打擊。一來，美國稻米一下子湧入市場，排擠本已進入市場的本地稻米，造成糧食浪費。二來，本地小農不敵美國以本傷人，無法出售作物，只能賠上種植開支成本，眼睜睜看着農田上的稻米腐壞損耗。長遠而言，不但當地米農需減產止蝕，發展中國家的農業亦會面臨萎縮，令小農的生活更為艱難。富國保護政策鼓吹農民過量生產，2019年美國便有8,060萬噸未出售、未食用的食品遭丟棄；糧食供過於求繼而又傾銷出口，大國聯同農企操控糧食價格，不公平貿易下窮國農民難以靠務農脫貧，使糧食公義面臨巨大挑戰。
海地事件簿：被美國割開的血脈
80年代初
海地稻米生產接近自給自足，超過六成人口是小農戶。
1984年
美國和海地簽訂貿易協議，美其名讓海地「融入全球市場」，實則要求海地轉型至種植出口作物，美國則提供「糧食援助」填補空缺，為日後美國稻米闖入海地鋪路。此舉得到海地獨裁家族積極配合。
1987年
海地經濟疲弱，國際貨幣基金會貸款，代價是將稻米關税由150%減至50%，並削減政府對農民的援助。同期，美國政府大舉提高農業補貼額。
1990年
海地首個民選總統 Aristide 執政，嘗試推行福利政策及土地改革，及落實保護政策：政府購入所有米農的作物，以保農民生計及穩定價格，同時限制稻米入口。
1991-1994年
曾受美國中情局訓練的海地軍官 Cédras 發動政變奪權， Aristide 流亡。他的施政親美，上任不久便與「美國稻米公司」簽下9年合約，以進口美國米。
1995年
克林頓政府為保護 Aristide 回國執政提出條件：全面貿易自由化，再度減關税至3%，私有化國營企業等。克林頓曾任州長的阿肯色州，是全球最大米商 Riceland Foods of Arkansas 所在地。該州的農企便如獲至寶，向海地長驅直進。
今日的海地仍是西半球最貧窮國家，
無力自給自足，須依賴經濟援助。
氣候危機、資源錯配與糧食損耗
如同〈氣候危機有幾危〉所述，糧食損耗及浪費與氣候危機互為因果。由於生產作物過程中會產生不同溫室氣體，被棄置的食物在堆填區分解時亦會產生甲烷，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統計，2024年全球約8-10%碳排放便來自在供應鏈遭損耗及浪費的糧食。如果視糧損量為國家，其碳排放將是全球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源，僅次於中美兩國。除此以外，生產及儲運這些食物本身已耗用大量環境資源，如土地、水、能源等，過程中亦製造大量碳排放，因此糧食損耗對環境造成的負擔實在不容忽視。
前文詳述了糧食系統碳排放如何導致氣候危機，在此不贅，惟需指出糧食損耗及浪費與極端氣候之間並非呈單向關係，而是惡性循環：極端氣候亦反過來造成糧食損耗。農民看天吃飯，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天氣如熱浪不斷、連場暴雨均會影響作物收成。以2020年非洲蝗災為例，印度洋升溫導致東非地區降雨量暴增，為沙漠蝗蟲帶來有利繁殖的條件，令其大量侵襲非洲之角及也門的農地，單在索馬利亞地區，便造成約1.9萬噸的糧食損耗。
索馬利亞龐大的損失除了與其地理位置有關，亦關乎災區的經濟能力。2020年人均 GDP 為559.6美元（香港是46,450美元）、位於中東的也門同為災區，不論是資金還是技術皆缺乏，使當地人口無力應對極端氣候，超過2000萬人面臨糧食危機，而 FAO 最終投入了680萬美元來幫助當地提高防治能力，包括提供應急包、發展控制害蟲的各種科技等。資源錯配令低收入、低技術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糧食制度中處於劣勢，因而多在供應鏈前中端出現糧食損耗。除了生產外，儲藏及運輸亦取決於管理技術，當食物從農地運送到下一個地點時，容易因不當處理方式，如長期置於高溫潮濕環境而變得不適宜人類食用。
也門的農夫 Abdulmalik 竭力嘗試趕走入侵農田的沙漠蝗蟲。（聯合國糧農組織）
也門的農夫 Abdulmalik 竭力嘗試趕走入侵農田的沙漠蝗蟲。（聯合國糧農組織）
審美標準與糧食浪費
有別於發展中國家，在中、高收入國家的糧食流失多來自浪費：儘管食物適宜食用，仍被零售商及消費者丟棄。根據樂餉社整理，全港超市和街市每日分別丟棄29噸和14噸可食用糧食，連同家居廚餘、醜食及過期食品等各來源，總計一日便有3353噸食物運到堆填區棄置。醜食（ugly food）指質量合格，但外觀不符合大眾標準的可食用糧食，例如尺寸太大、太小、形狀扭曲、外皮有斑點等。引述台灣環保署2016年統計，全台餐飲、超商、量販店、超級市場等177家業者、共11萬多間實體通路，每年因未拆封放至過期、賣相不佳遭丟棄的食品，高達3.6萬公噸。
食物本無美醜，乃自然孕育出多樣性，但同等美味及營養價值下，消費者往往更偏向購買符合規格的食物，或對醜食抱持先入為主的觀感，有意識地選擇浪費大量食物，供需定律下變相鼓吹零售商只收購有市場的、符合大眾審美的農產品。歐盟曾對蔬果批發市場制訂一套嚴格法規，例如香蕉的外觀需完好無損（intact）、外皮沒有1平方厘米大的瑕疵可列為最高等級等，該法規雖於2013年遭廢除，但其宣揚的分級標準隨年月根深蒂固。可幸近年國際對於醜食的關注日益增加，各國紛紛於大型超市設置醜食區並降低售價以吸引顧客，鼓勵消費者接納作物外觀差異，以減少食物浪費。
目前香港解決醜食浪費的方向主要是由非政府組織回收分發，如「食德好」、「樂餉社」等，又或新創企業研發轉化，如「not only powder」從水果生產商和供應商回收醜果以製作果昔粉、冷凍乾果出售。不論是回收還是轉化，醜食似乎在香港社會仍然上不了檯面，消費者改變購物行為是其一，但由政府帶頭宣傳教育則更為直接有力。現時大型連鎖超市如惠康、百佳未見針對醜食作出行動，政府部門會否可與商界合作，讓醜食於全港上市，甚至撕去醜食標籤，使之普通化呢？而當消費偏好左右零售商入貨，消費者需要思考的是，下一次到街市購物時，你是否願意花同等價格購入一根長出兩條腿的紅蘿蔔呢？
糧食供應鏈由生產到銷售，每一環都出現人為缺口。背後原因雜亂繞纏，既與全球分配不均有關，亦指向各國政府政策不善、大眾消費意識薄弱等，這變相反映推動可持續糧食體系是一場全人類的運動。FAO 貴為國際組織，多年來針對世界糧食系統作研究，提出或軟或硬，或地區或國家性的措拖配套以冀達到零飢餓，卻受資金所限，依靠成員國會費及捐款，空有對應之策而無執行之力。因此作為個體，面對如此龐大的糧食供應鏈缺口感到無力在所難免，不過如同上文所寫，糧食浪費的源頭正是零售消費端。小至日常接納醜食，大至推動政策改革，集腋成裘，大眾的身位絕非無物。現距離聯合國所訂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期限少於5年，這半杯水是如何就留待大家決定了。
〈糧食的減碳路，何去何從？〉
撰文：野花
前文探討過各種讓人類食得更環保的策略，由培養與自然共生的意識，到建立跨國食物認證體制，中間亦有民間嘗試和政策失效的爭持。回到氣候熱化的大圖像，有研究指，僅是糧食系統的碳排放便足以用盡 IPCC 的1.5°C升溫預算。單靠發展綠色能源來取締化石燃料，已來不及為地球降溫，我們急需落實更可持續的生產模式為人類提供溫飽。
多菜少肉之必要
減碳的不二法門是人類整體改吃多菜少肉的低碳餐單。下列圖表比較香港人的主要食材在生產鏈各個程序的碳排放量：
肉類
肉食之中，牛肉碳排放遙遙領先，因牛隻需要開墾大量土地牧養，而且會在消化過程中排放甲烷。這亦代表普通人若要從改變飲食習慣促進環保，毋須勉強自己一下子食全素——僅是戒掉牛肉已有顯著效果。
奶製品
植物奶比牛奶製品更環保，同樣是因為養牛的碳排放量非常高。總體而言，生產每公升牛奶在碳排放、用地面積、用水量及優養化等方面，影響均超出豆奶、燕麥奶、杏仁奶等製品。
素類及主食
絕大部分素菜和主食的碳排放均在3公斤或以下，當中不乏高蛋白質含量的食材，如花生、豆腐、果仁。果仁更是少有的「負碳足跡」食材：果仁樹能透過光合作用截取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由於果仁種植園通常設置在被棄用的農地或牧場上，生產果仁變相有「重建碳倉庫」的效果。
肉食和素菜的營養價值和能量有差異，但當我們以蛋白質（每100克）或熱量（每千卡路里）而非食材重量（每公斤）去比較碳排放量，牛、羊、蝦依然冠絕所有食材，即從其他食材攝取所需營養仍對地球更友善。
當提到改變飲食習慣，我們關注營養攝取實屬無可厚非。環境及全球發展學者 Hannah Ritchie 提出，人類能否攝取全面的營養，視乎我們的飲食是否足夠多元。對於富庶地區而言，食材的供應充裕而多樣，人民不必依賴動物製品攝取蛋白質和各種維他命。以奶為例，植物奶的鈣質與牛奶相約，而且在加工過程中會加入營養補給。若當地人口能夠透過低碳動物食品甚至素食攝取蛋白質，他們大可以植物奶代替牛奶，在飲食均衡上不受負面影響。相反，僅靠幾種穀物、木薯攝取熱量的貧窮人口，或須倚賴動物食品獲得關鍵營養，難以貿然改食素。就香港而言，普遍人口應有條件戒紅肉、逐步養成素食習慣。
個人修為 vs 制度高牆
吃掉地球無疑是集體之惡，但老問題還是要問：破壞主要是誰的責任？環保仰賴誰的力量？誰又有條件作出改革？個人選擇茹素的作用就如夏天不開冷氣一樣有限。教育公眾、推廣素食長遠或可減低對動物製品的需求，但效果始終不及公權力介入直接和到位。反過來説，有害環境的政策和富人的奢華生活，一下子就足以抵銷普通人的所有的努力。
以碳排放最高的牛肉為例，一項跨國調查報道發現，2017至22年期間，巴西亞馬遜雨林有超過170萬公頃被毀壞、超過8億棵樹被砍伐或燒毀，讓路給牧牛場及屠場。伐林的高峰期（2019-23）正是極右翼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在位之時，他的施政親商、無視原住民土地權，視亞馬遜雨林為發展農業和能源業的「肥豬肉」：
如此大規模的伐林，僅為了服務巴西3間最大型的牛肉出口商 JBS、Marfrig 及 Minerva 旗下的20個屠場。巴西牛肉賣遍全球，2024年排頭位的入口地分別是中國大陸（133萬噸）、美國（22.9萬噸）、阿聯酋（13.2萬噸）和香港（11.6萬噸）。香港的進口量比人口翻倍的智利（11萬噸）和歐盟（8萬噸）還要多，於2018年更冠絕全球！香港綠色和平曾控訴香港超市售賣非法伐林牧養的牛肉，惟香港缺乏規管供應鏈的法制，無從制約入口或零售商。相反，歐盟2020年開始禁售牽涉伐林的入口商品，逼使雀巢旗下的超市 Lidl 及 Aldi 於2021及22年分別宣佈不再售賣巴西牛，證明同類規管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當然上有政策，自然下有對策：巴西牛肉供應商熟練「洗黑牛（cattle laundering）」的伎倆，將牛隻運到雨林保護區外的合法牧場才屠宰，以此規避法律責任。況且養殖牛隻本來就會經過多層的牧場：牛隻配種、飼養、增肥、屠宰的場地都不同，越遠離屠場就越少監管，非法伐林的情況就越普遍，繁瑣的供應鏈實在便利了大型肉商洗白品牌，即使「斷正」也是罰款了事。必須提到，「巴西牛」的影響遠不止破壞碳倉庫和生態多樣性。Global Witness 的報告揭發 JBS 的業務牽涉強搶原住民土地和強迫勞動的問題，研究原住民處境和環境保育的維權人士和記者亦曾遇害。
2020年8月23日，巴西帕拉州一個近期砍伐林地而成的牧牛場，遭大火吞噬。（Andre Penner／美聯社）
2020年8月23日，巴西帕拉州一個近期砍伐林地而成的牧牛場，遭大火吞噬。（Andre Penner／美聯社）
立法規管和執法的方向其實不難。入口地區可以禁售供應鏈有環境和人權問題的商品，並透過耳標（ear tag）、GPS 電子晶片等技術追蹤牛隻的來源。這些技術早就存在：巴西農業部於2018年曾建立牛隻資料庫以確保食物安全和公共衞生，但隨着波索納洛就任總統，農業部便開始限制公眾查閲資料庫，閹割了民間力量監察企業的渠道。
我們更應該守護和延伸巴西制衡伐林的運動中，曾經錄得的一場重要勝利：2006年，在綠色和平和民間施壓之下，巴西的農民和麥當勞、Walmart 等國際巨企達成協議，下游商家將拒絕購入在伐林區種植的大豆，令大豆的「伐林率」由30%驟減至1%，估計拯救了170萬公頃的森林。可恨的是，2025年8月巴西政府竟以「反壟斷」為由中止該項協議，取消遵守協議的企業所獲的税務優惠，並威脅收取罰金。現屆巴西政府雖然由左翼勞工黨的盧拉執政，但陷入朝小野大之境，議會被農企和牛業的遊説團把持。議會2023年曾通過大幅削減原住民土地權的法案，對大豆協議的「反壟斷」調查亦是由議會啟動。
可見「食得環保」最大阻力並非民眾口味，而是規管者缺乏堅定政治意志、反與商家私相授受，畢竟單單是 JBS、Marfrig 及 Minerva 三間肉商擁有的牛隻市值便高達50億（2022年），整條供應鏈牽涉的商業利益更是天文數字。這已不是普通市民在飯桌上或超市貨架能左右的事，而是當權者靠攏哪些利益的問題。
最後一代
文初提及能源綠化已來不及為地球降溫，源自 Clark 等（2020）的推算：若要限制本世紀的地球升溫於2°C內，人類只能排放多1.4萬億噸二氧化碳等量，但現時的糧食生產系統若不改革，估計會用掉此預算的97%（13,560億噸）：
這班科學家認為人類必須透過進食多菜少肉、改用更可持續的農業手法、減低食物浪費等多管齊下，才能有望控制全球升溫：
今期文章也探索過不少相關策略，包括〈挑食是好事〉談及的自然農法、〈大海與你無關？〉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食物再分配方案。但當超過80%的食物碳足跡是在土地利用改變和農牧階段產生，改變大眾飲食習慣顯然需要配合大型制度改革和果斷地向商企究責才能奏效。因此《備忘錄》不提倡個體禁慾式的消費者運動，而是主張消費者除了有權選擇買什麼，更有權表達我們想要怎樣的生產模式、希望在市場上獲得哪些選項、淘汰不合乎我們要求的商品，透過集體力量促使商家迎合。公權力亦有責任回應這些訴求，針對性地約束和懲罰廣泛破壞環境的企業，這才符合公義原則，亦是最有效的施政。
